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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车在深圳穿梭，深圳时任市长梁湘指着车窗外，对坐在他前面的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看，那边就是正在建设的深圳大学（以下简称‘深大’）校园。”

邓小平顺着窗户往外望，问他：“这个办学规模多大？”

“计划办学规模是4000人。办学的层次有学士、硕士、到博士三级提升。目标是建成一所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

邓小平将目光扭了回来，有些不满：“目标太小了，可以再办得大一些。这个特区嘛，是需要办一所大学，但是需要办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大学。”

这是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47集中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发生在1984年1月，当时，深大刚刚破土兴建，邓小平问梁湘：“深圳大学什么时候能够在这里上课？”梁湘回答：“就在今年9月新学期。”年底，梁湘进京汇报工作，将深大开学录像带带给邓小平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真是深圳速度呀！”这是“深圳速度”的又一种解释。

30多年过去了，如同深圳已从当年站立在实验田中的赤脚少年进入了稳定期一样，深大发展速度不再紧迫如初，也迎来了自己的深发展时代。

创业与自由

自由、创新，很多资源在那里供你取用。

10月入秋，深圳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开学不久，午后斜阳倾洒，深大文山湖边行人三五成群，高树翠绿，枝节盘绕。

在深圳房地产轰轰烈烈发展的20年进程中，深南大道沿线的荔枝林不断消失，中心公园与农科中心等最后堡垒也被陆续攻克，深大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进发现，在周边寸土寸金的南山核心区，深大历任校长以罕见的毅力保住了校园绿化，“成为国内高校中罕见的迄今没有校内酒店、国际中心等旅馆的学校。”

这一切“不变”，见证着深大30多年的变化：学科逐渐完善，学生日益增多，校区不断扩大，国际化更加全面；当年的勤工俭学变成了当下的创业教育；初期学生的实体创业也变得更加依赖科技；在深大的校园北边，校友马化腾的腾讯公司与深大相隔1.9公里。

有关深大的众多关键词集中宣示了这所学校尊崇“创业”与“自由”的浓郁氛围。经济学家、深大校友薛兆丰曾在1999年1月的一个傍晚回忆深大时写下所感，他写自由选课，形容“教室就像食肆，放牧式的教育”；写宿舍生活，说“二人一宿舍，自由选择同房”；写深大人“心境更平和，更礼貌，个人主义，集体观念不强”。

15年后，一位学生对母校的描述与前辈相似，“自由、创新，像一个大厨房，你要学什么，需要什么技术，很多资源在那里供你取用。”

许多案例与数据都表明这是一所天生携带着创新基因的学校。80年代的深大与80年代的深圳一样处于改革期。事实上，深大的创办正是为了弥补当时日益崛起的深圳当地的人才空缺，在深大原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移贻所著的《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深圳大学办学实践探索》一书中写道：“服务特区是深圳大学与生俱来的使命”。

30多年前，这种创新基因表面上表现为没有围墙的校园，更深层次的表现则是各种制度和举措上的颠覆：将部分后勤交由社会去办、不按专业招生、取消助学金、提倡和鼓励学生开展有报酬的勤工俭学活动、毕业生不包分配、实行学分制及主副修制等等。

其中，最为外界所知的是深大的勤工俭学：学生自办洗衣厂，去宾馆、餐厅揽活；自创的学生实验银行在1987年初深圳市金融机构检查评比中名列全市13家银行中第4名。

现在回想起来，在深大工作了25年的杨移贻认为，那正是深大早期集体无意识的创业教育。这些勤工俭学岗位的出现仅仅是出于老校长罗征启的朴素念想——为家庭贫困的学子提供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机会。但得益于这样的基因渗透，当下在深大，“创业”与“自由”已成为惯常。这一切也使现任校长李清泉发现，深大学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不一样：他们身上有一种敢于尝试，且不惧失败的劲头。

“三自”新义

李清泉的抱负，在自己的任期内，要让深大成为深圳高等教育中名副其实的“长子”。

关于在2014年应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李清泉酝酿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决定用“三自精神”来表达愿景，为致辞取的名字是《带上“三自”精神启程》。事后，许多在深大工作多年的老教师给他发来短信，其中一位说：“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讲这个‘三自精神’，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位老教师告诉他，在校十几年，许久未听人重提“三自”。

30多年前，“凭‘三自’精神，特区人在刚刚开放的边陲渔村、在杂草丛生的荔枝林里，建立了一所全新的大学，并且吸引了一批批优秀青年加入。”30多年后，李清泉认为，它仍适用于深大，且是深大最与众不同的气质。

“三自”有了新的内涵，更强调个人奋斗和自我实现，尽管一段时间内无人提起，但李清泉始终认为，这就是这所学校的灵魂所在。

事实上，对身为校长的李清泉而言，“三自”精神同样意义重大。2012年7月，当李清泉从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转任深圳大学校长时，他发现，这两所学校有很多不同：它们所依托的城市的特质本身相异，此外，两所学校的机制体制也区别甚大。他有一些“野心”，希望能在这片一直以自由和创新闻名的热土上有所作为。因此，2年半前刚到深大，李清泉就为自己设定了目标——在自己的任期内，要让深大成为深圳高等教育中名副其实的“长子”。

他常用来形容深大与深圳关系的词语分别是“独子”、“长子”和“弃子”，其逻辑关系为：曾经是独子，若不能成为长子，就会变成弃子。

李清泉刚刚履职那年，深大本科生录取规模为

5700多人，如果仅仅从录取规模上看，彼时的深大的确是深圳本科高等教育的长子。

但他看得更远些。两年之后的今天，深圳的高等教育环境果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南科大去筹转正；香港中文大学落户深圳；今年5月，中俄大学的有关协议签订，未来，中俄大学也将在深圳开办；北大、清华、哈工大在深圳的研究生院，在教育体系中也令人刮目相看。

这座因快速发展而对知识有极度渴求的城市需要更多人才。显然，高校类型的丰富能促进彼此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加激烈乃至残酷的竞争。当下的深大，有些东西是无法替代的，如办学规模和学科种类；但也有许多是其他学校经过“跨越式努力”就能超越的——如学术水平、体制机制和优秀人才，且这些学校的后发优势不容忽视。

去年毕业的深大毕业生小五（化名）透露，31岁的深大应该像一位“翩翩公子”，现在“翩翩”有了，但还不是“公子”——“所谓公子是有文化的”，她心目中的深大应该是“既年轻又有活力又有文化”的。

对李清泉而言，当下正是深大新时期一场“自立自律自强”的奋进。

一匹黑马

深圳是中国的“硅谷”，深大要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还需努力。

深大毕业生往往被贴上“应用型人才”、“外向型人才”的标签。

这一切有因可循。杨移贻回忆，深大在创办前曾提出要办一所商学院，但省高教局认为，深大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些，便将学校定位为综合性大学。但办学的方向仍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大开始向教学研究型转型，但杨移贻认为，培育深大的土壤始终脱离不了应用型的东西，而社会需要的人才也是如此。

深大毕业生大多留深就业，这一概率一度高达85%。杨移贻分析，过去，深圳本土缺乏高端的科研机构，虽重视高科技产业，但多数高科技产业的研发依然属于应用型研发，而非科研型。深大与深圳共同造就了大量企业家，他们务实、创新、充满活力，且善于捕捉机会。

李清泉意识到，他所带领的高校过去31年所积聚的文化特质，使之并不可能于若干年内在学术上与北大、清华抗衡，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它面对的，是一个正快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城市对高校培育高层次人才及出产高科技成果提出的要求。

“深圳是中国的‘硅谷’，深大要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