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志愿高考志愿填报模拟系统，是专为高考学生解决“高考成绩分析、大学专业代码查询、模拟志愿填报、大学排名等”问题的优秀分析系统，同时可以为高考提供专业参考。

耄耋之年的我们，从青年到老年，学习、生活、工作在这华家池，屈指已过了六十三年。这期间从老浙大农学院到高校院系调整后的独立的浙江农学院，1960年转变为院校合并“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省农科院和浙江农业大学；五年后，校院分家各自独立门户；1998年“四校合并”，原来“一母所生”的四所独立大学又“合而为一”成立了新的浙江大学，这63年中蕴涵了多少曲折艰辛，亲历故事之多，真可说刻骨铭心，书不尽言。

当年农学院同学们都是高分以“第一志愿”，“第一学校”被录取的，还有浙大“高考状元”

1951年我们报考浙大，不久又确知我们成为老浙江大学农艺系的最后一届学生。因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一分为四，农学院独立成浙江农学院了。

那时我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抱着对农艺事业投入终生的热情报考浙大的。那时高校的入学统考（当年是华东和东北两大区联合招生），全国学子可以不分省市、自由报考任何一所大学和院系，录取时除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外，还在大区的大报上刊登各大学的录取新生名单，现在我们还留存着一份1951年8月20日的《上海大公报》刊发新生名单。

记得当年我们入学报到后还要经历“口试”。当进入口试室，农艺系主任肖辅教授问及“为什么要报考农艺”？回答说：“因为农是民之本，我喜欢农艺；而且浙大的农艺更是我们向往的……”等到口试结束后，全班15名同学互相交流时得知，口试时大家几乎都被问到这个问题，而且回答的口气又大致近似。这就是“爱农而考农”，而且又是慕名“浙大农艺”而来。

当年我们全班15名同学，都是来自沪、苏、闽、赣、浙的五省市的上海南模、苏州、扬州、南京、九江、福州、杭州等省市重高名中，而且全部以较高分以“第一志愿”，“第一学校”被录取于浙大，可见当年老浙大农学院在国内青年学子的心目中之形象与吸引力！阅者若还不信，我还可以再举个实列：我们同届被录取于园艺系的苏州中学毕业生邹觉新，他的入学考分位列1951年全浙大录取新生之首位，用现在人的讲法，他是当年全浙大录取新生中之“高考状元”；读“农”完全是考生的志趣与爱好，当然也因为浙大农学院之社会声誉与影响力的招引与凝聚。

一次西北科考开启了我们的“农业工程”之路

1955年7月，对于我们两人来说，真算得是刻骨铭心。因为从这时起，一是确定了终生职业：“要当教师了”。二是要放弃原来所学专业，要从事亘古未有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了。毕业前夕被匆促定位于“农机”教师。事后想来，也确非领导一时仓促之举，其来由乃肇始于1953年暑期之西北科考实践。

1953年暑假，担任我们“农具改良与农机”课的方正三教授，接受了国家农业部的一个赴西北黄土高原调研水土流失及防治举措的“农业工程”有关的科研任务。我们二人被方先生选中参与，就这样初入了“农业工程”之门。

方正三先生是浙江东阳人，早年毕业于浙大，40年代公派出国，成为首批留美研习农机与农业工程的学者之一。与北京农机学院、东农、南农等诸学界前辈被称为我国农机与农业工程学术界之开创者与奠基人。

那年7月暑假伊始，方先生带领我们携科研设施到了北京。部里对此次西北科考极其重视、专派一干部陪同前往山西，并与当地作了沟通，故我们乘坐的列车刚进入太原站，便有广播告知接站者与站点，当晚还参加了省政府举办的大型宴请，当然，我们只是被邀诸众之一。

乘火车至晋北宁武后，我们下车即被告知，从此处至晋西北吕梁山区只能徒步走了。当年晋西北交通极其不便，只有驴马大车土路，鲜见汽车公路。当地民风淳朴，科技落后，农业生产技术原始，就以种植为例，黄土坡地缺水贫瘠耕作粗放播后等收，收时将植株连根拔起，地表不见植被，由此加剧了耕地水土流失。在黄河两岸，陡坡壁立、山坡上除荒草乱石外，地表冲刷的沟壑深达数十米，往往沟壑两岸站着的人相对可以谈话，但要走到在一起则需上下爬坡要花数十分钟甚至个把小时。这就是黄土高原“想见容易相会难”的一大特色。

由宁武步行至黄河岸边的保德、河曲，有3-4天的行程。方先生待遇较高，骑着一头小毛驴，另一驴驮仪器装备及行李，我们数人与赶驴人则跟随步行，有时想想也会自己发笑，很像《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情景。

途中宿夜吃饭，赶驴人称之为“打尖”，进入宿店门前小二会先把牲口拉走，另一位小二则招呼我们住宿吃饭。吃饭是按斤论两地每人报数，店家当场用秤称好斤量，将面粉和了起来，手工极其娴熟灵巧。而且其面粉是称之为“莜面”的那种，口感非常滑溜爽口。睡觉则是原始得令人吃惊，大伙儿被安排在“一字型”连铺的窑洞土坑上。每人一位，大致间隔数十厘米，头脚相并，头在坑沿，脚在坑里。如此宿法，也不知道那时是如何入睡的。

当然科考实验的任务很艰苦繁重。在黄河岸边的水土流失重灾区。我们攀爬于荒山野岭，测坡度、寻古迹，探究古人蓄水防旱的遗迹与措施。例如黄河岸边的崖坡荒原上还可见古时用石块垒起来的水平坡地坎坝，挖掘深井（达百米以上）及取水的设施等。在一场暴雨后对黄河之水的分析检测后，我们惊奇地测到其泥沙含量竟高达60-70%；暴雨径流量之大可将田园种植的瓜菜等作物连根冲走。我们深感“黄河之水天上来”，真是名不虚传。

在经历数周调研考察后，方先生带领我们回京。方先生是一位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在考察和科学实验过程中从试验设计到执行的数据整理分析直至完成报告的全过程中，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将任务分摊下手去完成，我等成真正的出力跑腿之助手。

回京之后，方先生因知我俩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他还陪同我们参访故宫和天坛及长城等胜地，甚至食宿旅游均由他出资安排，亲切体贴如长兄，师生情谊诚笃。

在我们离京前，最令人感怀与难忘的是农业部长李书城的一次单独宴请。李书城是共和国之第一任农业部长，此次单独为我们三位芸芸学子而设宴，令数十年后之今天仍深感于怀。李部长个子不高，花白头发，平头一老者，但对方先生及我等都是亲善平和、举手投足之间，极现亲切尊重随和。回想此次北京及太原的首长领导，对待知识分子之平和亲切友善之情，常常会不禁感慨当年政府及领导人“礼贤下士”的可敬可佩的风气。

就是这次西北的科考调研，可能给方先生留下了我们俩能吃苦耐劳，有矫健体魄和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底与动手能力良好印象。由此在他即将离校调赴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时，向学校推荐了我们，因而有了1955年毕业时的留校转行入农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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