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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觉醒，所有人团结起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共同奋起御侮的人民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始终不能集全民族之力共同御侮，因此屡战屡败，饱受欺凌。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纵观整个二战战场，欧洲的波兰、法国在战略防御时期都迅速沦亡，而中国长期单独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却成功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略计划，使得日本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这便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便达到了高潮，因之，在国际社会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期间、在“先欧洲后亚洲”的反法西斯战略期间，中国的抗战有了最坚强的后盾，不屈中华最终取得了第一次抗击外敌的完全胜利。

回顾八年抗战，不仅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对日直接作战，还有无数民族企业家、青年学生、华侨奋不顾身的影子。

他们活跃在抗战的各个战线，共同谱就了一曲全民抗战的正义之歌。

上海高校：战火中延续文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6年11月的报告中写道：中日战争8年间，中国教育文化受到重大摧残，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知识青年都是危险分子， “日军极力奴化青年之思想，摧残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固有之文化”。

教育乃是民族传承之本。日寇可以占领中国的领土，但无法摧毁中华民族的教育。抗战期间，中国高校或内迁后方、或坚守沦陷区，为民族文化的保留、前线的抗战、后方的文教发展、战后的国家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是当时高等教育最为发达之城，沪上高校的抗战史，无疑又是其中最为闪耀的一段。

西迁，曲折壮烈

“七七事变”后，当时中国专科以上学校集中的都市及沿海省份都是日军首先进攻的对象；尤其是上海，本来就是全国高等学校数量最多的城市，又是“八一三”发生地，高校受到战火的威胁之大，可以想见。

在这种情况下，各界对于高校是否要内迁，实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不同声音的。有人认为要积极抗战，也要继续教学，内迁是必行之策；也有人主张停办教育，让学生全部应征服役，实际是反对内迁。

最后，国民政府决定从整体策略上将高校内迁，理由是：“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有任何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1938年，国民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学校、研究所的迁建工作，决定在西南、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为长期抗战做准备。

内迁的大策略具体落实下来，沪上各高校情况不一，其内迁的历程也迥然不同。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校舍（今五角场邯郸校区）多处被炮火击中，学校无法开学，只得暂借徐家汇复旦附中接待学生，但报到者极少。战事愈演愈烈，校方考虑上海恐难久守，便由复旦牵头，与当时同为沪上“四大私立高校”的大夏、光华、大同三所大学商议组成联合大学西迁，其中大夏、光华两校为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此提议得到教育部批准并形成指令，但后者要求四校自筹西迁经费，光华、大同两校因费用无着落而退出。

复旦遂与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分为两部，两校学生自愿选择加入哪一部。第一联大以复旦为主体，迁往庐山；第二联大以大夏为主体，迁往贵阳。1937年10月25日，复旦大夏第一联大在庐山牯岭开学，这是我国抗战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较西南联大的正式成立要早半年。

复旦大夏第一联大在庐山开学未满两月，南京失守，危及九江，于是联大第一部准备再度西迁，与在贵阳的第二部会合，继续办学。然而当时联大已囊尽粮绝，路费堪忧，恰巧时任国家教育文化救助组组长的陈立夫（1938-1944年任教育部部长）路过庐山，第一联大负责人复旦副校长吴南轩闻讯，连夜在皑皑的白雪中，由工友提着灯笼，边跌边走，终于见到陈，“雪中求炭”，借得一万元，马上传令师生第二天下山。第一联大到达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和复旦中学师生的热烈欢迎，复旦中学愿让出校舍给复旦大学办学；四川省政府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后来划拨10万元给复旦建新校。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最后定址在重庆北碚嘉陵江畔的夏坝。1938年3月，“联大”正式取消，大夏大学战时主要办学地留在贵阳。

同样要求西迁的还有交通大学。“七七事变”前夕，交大重庆校友会已数次来函请学校迁渝。1937年7月底南开大学遭日军炸毁，交大校长黎照寰致电南开校长张伯苓慰问，同时向本校主管机关教育部和铁道部提出迁校请求。“八一三”前一天，学校收到教育部拒绝内迁的答复，只同意将开学时间推迟至9月20日。9月，交大位于徐家汇的校园已被日军逼近，屡遭流弹袭击，学校再次请求内迁；然而教育部10月1日的来函再次否决内迁计划，要求交大在原址及租界内开课并转移重要图书仪器。

学校只得遵令在上海开学。当时徐家汇以华山路为界，东面为法租界，西面为华界。交大校园在华界内，为战区无法开课；校外宿舍在法租界内，尚能勉强使用。10月下旬，日军倾三军之力对上海猛攻，交大附近受到反复轰炸，宿舍区紧邻炮火，流弹纷飞，师生安全受极大威胁。交大派两名教授赴南京教育部、铁道部，第三次请求内迁。

教育部长王世杰会见两名教授时说：“本部不主张交大内迁，正所以表示对交大特别爱护。”他列举了否决内迁的四条理由，其中排首位的是“上海若是之大至少有一工业大学以应社会之需求，本部以为只有交大可膺此责任”。也就是说，由于交大地位的重要，国家要求交大在战时承担起在上海的标杆作用，不可轻易内迁。铁道部部长亦维持原意。后上海沦陷，两部仍不改成命，而且西迁路线被断，交大也失去了整体内迁的可能。

无奈之下，交大迁至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地，坚持办学。徐家汇校园先是作为难民收容所，1937年底被日本宪兵队占领，后被改为“同文书院”。此后8年间，交大校园一直被日军占据，直至抗战胜利；其间，交大人一直没有放弃对校园的讨还。一名在租界入学的交大学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慨万千：自己读书时从未能跨进“古香古色的校园大门，而只能站在租界边缘眺望，心向往之”。

随着战事的发展，交大担心自身的国立高校身份会招致日本没收原校园及一切财产；而法租界当局称交大若能表明带有私立性质，便可帮助与日方交涉保全财产。因此，1941年9月，交大经教育部批准，对外改称为“私立南洋大学”。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运走交大财产；而交大与重庆政府间的经费汇兑通道又断绝。眼看交大在上海已难以保全，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下令将交大总部迁至重庆九龙坡，与之前在渝校友建立的分校合为总校。而实际上，滞留上海的师生此时已无法大规模迁移，后来沪校改为分校。

顽强，教育长征

同济与交大同为国立大学，但获准西迁，很大的原因在于当时其校园正处吴淞，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完全毁于日军战火。同样被日军轰炸殆尽的还有光华大学位于大西路的校园（今东华大学延安西路校址），据称，校长张寿镛在被炸后的校园内先是嚎啕大哭，继而仰天长笑，悲痛之后继续坚持办学。

同济先是从吴淞迁往上海公共租界，后又迁往浙江金华，并于1937年10月20日开学。学校从上海迁往金华，一是受到“不久即可停战媾和”论的影响，认为这次淞沪抗战仍会像“一·二八”那样，地区不会蔓延很广，时间也不会拖得很长，因而不宜迁校过远；二是当时同济校友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席，企图得到他的帮助，且金华离上海较近，搬迁比较方便。校长翁之龙甚至提出在金华建设永久校舍，“在此终老”。

然而，令同济人想不到的是，之后他们还要历经多少辗转迁移。上海沦陷后，同济三迁，抵达江西赣州和吉安。在赣州上课半年后，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迁到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