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新年将至，那首熟悉的童谣又在耳边响起。烙煎饼、蒸馒头、做豆腐、杀年猪、贴年画、贴春联、包饺子、放爆竹——林子非带你走进山东莒州办年、过年的春节记忆。让我们翻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泛黄的春节老照片，一起体会红红火火的春节，品尝浓浓的年味。

灵蛇呈祥——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组委会预祝全国人民蛇年行大运！祝愿全体参赛师生蛇舞风华，未来可期！

(王军霞，教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叶圣陶杯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记忆中的春节

秋忙之后,林家庄人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等着过年了。在林子非的记忆中,家家一过“腊八节”,就开始了“办年”。有些更早,一进腊月门就开始了。在他们这个小店镇,“办年”往往是先从烙煎饼开始。

烙煎饼时，两人烙用的是大鏊子，一个添柴烧火，一个烙。但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用小鏊子。先把鏊子烧热,俗称热鏊子,用的是软柴火,可以均匀地四散开,火不均匀,烙出来的煎饼一半糊了一半不熟。一种烙法叫“滚煎饼”,从鏊子的一个边缘开始,捧着面团在热鏊子上滚,有时是顺时针,有时是逆时针,面团滚动时粘下薄薄一层,再用刮子把上面刮平,烙熟就揭下来。还有一种叫“耙煎饼”,就是把面糊用小勺浇到鏊子上,用刮耙子旋转着摊好。在林家庄,这种“耙煎饼”的烙法常常是烙白面粉的煎饼,一般人家吃不起。“滚煎饼”大多是烙地瓜面的煎饼,这是林家庄家家户户每天的主食。

一进腊月门就着手烙的煎饼,要一直吃到过了元宵节。元宵节之前都还是年,是没有烙煎饼的传统的。这么长的时间,煎饼能放得住？没问题,烙的时候烙得干一些,一点水分都没有。啥时想吃了再均匀地撒上点清水,煎饼软了,就能卷起来吃了。煎饼卷万物,啥菜都能卷,放半年都没事,别的主食都没有这样的保存法。街头上大爷们闲聊时说,以前要出远门,只有带煎饼最实用最保险,外县的人带的馒头不是长毛了就是干了没法吃了,唯有煎饼啥时拿出来吃都没事。

烙过年煎饼期间,村里人遇到了,只有同一个问题：“煎饼烙起了吗”或“煎饼办好了吗”,没有人问平时都能问的“烙完了吗”。要真这么问了,也没人愿意搭腔。

烙好了煎饼,才是蒸馒头、做豆腐、打扫屋子、买各种年货。养了一年的肥猪,也往往要在腊月里宰掉。村里人很少推到集上去卖,就在村里前前后后吆喝几声就能卖掉了。杀猪的场面是很吸引人的,很多人围着看。有时村里杀的猪多了,有那么五家同时宰杀的,在这二百多户、五六百人的小村子里就卖不下去了,得推到邻村去卖。也有的人很懂营销策略,估摸着谁家还能有点闲钱,用秤钩子钩上几斤肉就给送到门上去了,再顺手给带一块猪血做搭头。主人若推辞“肉买好了,不用了”,送肉上门的也不急:“你先吃着,钱不急。大过年的,你家来客多,吃肉多,我知道,再有个三五斤的也不够。”除非推辞得很坚决的,一般就都留下了。肉钱往往下午或者隔天就给送去了,没有赊账到明年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春节,都是初七走年了才开市集,过年吃的用的、走亲戚的礼物都得年前准备好。尽管早早就开始准备,但到了除夕，贴上了年画，贴好了春联，一切都归顺停当,就等着剁馅包饺子准备年夜饭时,总还是会发现少了点什么——不是忘了买几双新筷子,就是年后准备走亲戚的粉条少买了两捆。可有见识的老祖宗早就说了,“陪送不全的闺女,办不全的年”,少点就少点吧，一样过年。

过节的欢乐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所有人都觉得在这样的日子里应该是快乐的,也就真的快乐起来了。

林家庄人很重视过年的各种仪式。做上最好的五色菜，全鸡、全鱼、大块肉、豆腐、肘子，再倒上最好的白酒，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宗。村人们很虔诚地相信，过完了这个年，新的一年里，一切都与往年不同了。晚上包的饺子，第二天早上煮，若面和得软了、皮擀得薄了，饺子很容易煮坏。但不能说饺子煮“坏”了，而要说“挣”了,“挣”的饺子越多，预示着来年挣的钱越多。大年初一街上遇见了，主妇们往往先是说一句“起得早啊，过年好啊! ”接着就会问：“今年挣的饺子多吗？”“一锅都挣了,喝了一锅糊糊。”“那敢自好！今年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更多的人一大早就互相客气而满脸喜悦地问候“新年好”，好像不是昨天还在一起，而像是久别重逢一样惊喜。大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笑逐颜开。每个人都放下了一切烦恼似的，使劲地傻乐着，好像攒了一年的高兴劲都要在这几天里集中释放——跟放鞭炮一样地集中放出去。孩子们都很喜欢这种气氛，大人们变得格外宽容友好,“大过年的，哪有打孩子的”“大过年的，有话好说”，尽量满足着孩子们的每个愿望。大人们还一团和气地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挨个去请家堂的人家磕头，去给村里几家孤苦的老人送几个馒头、送块豆腐或一碗肉丸子。即使平时有矛盾的，这几天也很友好。

由于过年的规矩多，小学时的林子非过年那天总是很小心谨慎，就怕哪儿没做对。要少说话，要说也只能说吉祥话；也不敢轻易翻动哪个地方，仿佛平时每天都在用的那些家常物品，一到过年，就都具有了“神性”——盆盆罐罐的下面都藏着个什么神灵似的。林子非很好奇但也很害怕，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触犯了哪个神灵，那这一整年都会不顺利的——不光是她自己，更是祸及全家。

“这些神灵会惩罚我什么呢？”林子非小心翼翼地想象着，她怕想多了就成了真的。“让我过年刚买的这件新褂子在上学路上被树枝刮破？让我考不了第一？还是跟同学因误会被孤立，他们做什么游戏都不再叫我了？”这些林子非当然是害怕的，但更怕的是对他们家的惩罚。前年家里养的两头肥猪先后病死，妈妈说：“猪死了,我也病了一场。”爸爸说：“时运不好，等来年吧。”可第二年天旱，花生减产，爸妈又愁眉苦脸了几个月，很久没有了笑声。这样的惩罚太可怕了！林子非就轻手轻脚地，不去翻动任何不让乱动的地方。

拜年时，随便走到谁的家里，都会被热情地招待着吃花生瓜子和糖块。有些孩子不好意思要,扭捏着推辞道：“俺家里有。”主人不理会他的话，仍旧很慷慨地抓一把硬塞到口袋里“你有是你的，一年一回，还能不吃块糖。”涌到街上的孩子们，就开始比较着哪家的糖好吃了。其实都是从村里唯一的门市部买的糖果，即使到集上买，也就是那两家。所以每家的糖果都一样，都是硬糖。但有的家里条件好些的，会买些高粱饴，在小孩子们的眼里，这就是最好吃的糖了。糖塞到了嘴里，糖纸是不舍得扔掉的。回家细细地抚平了，夹在书里，等压平整后就可以拿出来叠东西玩了。收集花花绿绿的糖纸，是那时孩子们的一大乐趣。几家转下来，口袋里就装得满满的了，这时就要先回家把口袋掏空，再去下一家串门拜年。收集来的这些瓜子糖果能吃很多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还能陆续吃到葡萄干、干果，以及一些新鲜水果。

上了中学的孩子，开始很反感这些形式。觉得盼着新年穿件新衣服、吃顿饺子、多吃点好吃的，显得自己很傻，跟个孩子似的。就故意不在过年那天穿新衣服，要提前穿或拖后穿。故意在初一避开拜年的人，跑到村外去，不想只是傻乎乎地跟着大人说几句过年话，觉得大人都假惺惺的，没意思。反正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不,在场也没有人计较的。再小一点的孩子，家长不放心他们独自外出，要抱着领着的去串门拜年:“带着孩子热闹，有话说。”既是为免冷场,也是为了要压岁钱。成了家的人，则要担负起拜年走访的重任了，他们是没有理由躲起来的，除非是自绝于家族人群之外。只有他们这些人——不管是上中学的还是上大学的——缺席了任何场合,都没有人怪罪。“学生娃怕羞,不会说话。不用管他们,咱耍咱的。”即使有个别在大人眼里很懂事、会帮着家长招待来客的孩子,在同龄人眼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过早学会了大人“俗气”的那一套。这种不受人情约束的自由，即使不上学的孩子，只要还没成家，都一样享受得到。

现在工作了,林子非才真的明白，人们需要一个放松的日子，需要一个全是和谐美好的氛围，需要一个结束和开始的仪式。在以前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希望有个盼头，在那几天里纵容自己放下一切烦恼，没心没肺地乐几天，还要尽可能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他们当然知道这一“奢侈”后,会是更艰难的生活。“好过的年,难过的春”,青黄不接的春天很快就到了，但有了这几天的欢乐，多难的日子他们都不会放弃希望。他们知道这一切艰难过后，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下一个更欢乐的春节。

二○○○年以后，林家庄人的生活已逐渐好起来了。以前只有过年才吃的鱼肉，平时虽也不是每顿饭都有，但隔三差五“馋了就能吃上顿”,不用围着卖肉的摊子转上几圈都不舍得买了。“办年”的过程也越来越省俭，不用手工烙煎饼了，大多是机器烙的。会烙煎饼的人越来越少了。林子非读初中时,奶奶还很担心：“大孙女光会念书，也不学着烙个煎饼，长大了怎么办？找个婆婆家光挨打去了。”年轻的一代，除了恪守过年回家团聚这一传统外，其他仪式都陆续抛弃了。林家庄也只有林子非的婶子大娘这些五六十岁以上的乡人，还遵循着以前的一切流程：“过年过年哪，什么都不蒸不煮了，那还有个什么年味。”

（本文节选自王军霞长篇小说《追寻》第三部第11节，原题为“办年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