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20日，《财经杂志》刊发了深圳理工大学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樊建平的深度文章《新型高等教育发展范式的探索与突围》，深刻剖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系统阐述了深圳理工大学作为全国首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打破产学研壁垒、重构学科交叉体系、传承特区革新精神上的探索路径。

今天，我们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作者 | 樊建平

（深圳理工大学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从2006年创办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到2024年深圳理工大学正式招生、跻身全国首批八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之列，近20载的探索使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亟待冲破传统桎梏，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与学科交叉中，开辟一条面向未来的革新之路。

打破壁垒：

让产学研融合释放乘数效应

高校教学与科研机构、产业实践的割裂，长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痛点。传统模式下，大学侧重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机构专注科学研究，形成两条平行发展的轨道。大学课程体系的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变革，导致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间出现巨大鸿沟——一方面是部分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企业深陷“求才若渴却无才可用”的窘境。

科技革命的加速迭代与产业结构的深度升级，正倒逼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实现深度耦合。

顶尖科技创新往往诞生于大学与科研的深度联动，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协同创新、加州理工学院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产学研闭环，皆是科教融合的典范。依托高水平科研机构打造顶尖研究型大学，已成为全球共识。

新型研究型大学肩负着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使命，应主动打破教育、科研、产业间的壁垒。

深圳理工大学正在进行着一系列探索：通过人才“双聘”制度引进一流科研人员授课，联合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研究机构，构建以大学为核心的科学城生态。如此生态将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学生不仅在课堂汲取理论知识，还必须走进实验室参与科研实践，提前洞悉行业未来形态；深入企业投身应用实践，明晰知识的落地场景，将企业创新中的实际难题转化为研究课题。如此一来，毕业生手中不仅有成绩单，更能拿出破解产业痛点的解决方案。我始终认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才是一条“1+1>2”的人才培养捷径。

深圳理工大学

重构体系：

以学科交叉探索颠覆性创新

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跳出线性传导的窠臼，更像一张多学科交织的网络，而科学和技术的突破往往发生在交叉地带。单一学科受限于固有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难以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交叉学科则是通过不同思维的碰撞，易于突破传统边界，催生“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化学奖均授予计算机领域学者，便是学科交叉迸发创造力的明证。

顺应这一趋势，大学必须打破专业藩篱，为前沿科技与高新产业输送复合型人才。

光刻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涉及材料、光学、电子、机械加工等多学科知识技术，需要跨领域整合。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能坐稳光刻机巨头之位，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的支撑功不可没：该校持续向ASML输送跨学科高端人才，校企协同攻关半导体难题，不仅相互成就，更助力埃因霍温从“铁锈城市”蜕变为科技新城。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大学应冲破“单一学科思维”枷锁，缩减或裁撤过时专业，依据前沿科技趋势设置交叉学科专业，推进理工学科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跨领域整合能力与创新意识，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人才高地。

延续火种：

以特区精神驱动教育革新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科研机构与大学建设总体起步较晚。在缺乏充足学术资源的背景下，凭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孕育出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孵化出华为、腾讯、大疆等标杆企业。企业始终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但随着创新需求从增量式创新转向颠覆性创新，高校与科研机构资源的匮乏，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深圳“源头创新”能力的提升，导致部分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遭遇技术瓶颈。为此，深圳近年来大力发展教育与科研事业，力求补上这块“短板”。历史包袱较轻的特点，也让深圳在推动教育、科研、产业深度融合时具备独特优势。

当前教育与科研体制仍存诸多束缚，亟须更紧密地对接社会与产业发展节奏，解决好过多行政化干预束缚以及高校硕士点、博士点审批周期过长等问题……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先试先行的精神不能褪色，教育与科研体制创新更应以“特区精神”寻求突破。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探路者，若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完全有能力培养出更多比肩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

正如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路径，我们正在期待，新型研究型大学能为中国高等教育蹚出一条革新之路。

来源：财经杂志、财经ThinkTank

责编：王璐

审校：孟倩羽、韦冠宇、王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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