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骤降至1.15，创1947年有统计以来最低纪录”[1]，这条热搜证明邻国在“超少子化”危机中挣扎多年却依旧无果；但这似乎更像一面镜子，照进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就在我们自己的课堂里——孩子越来越少了。

以前家长求幼儿园位置，现在和未来是学校拼尽浑身解数来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传统的教育供需关系逐渐被逆转；无论是“某地幼儿园关停潮”还是“小学招生困难”现象，最先感受到危机的就是学前教育，随后逐步传导至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阶段。

不仅是高校的各类教育专业将面临巨大的招生和就业压力，师范类专业也同样如此，未来学生会问：“幼儿园都在关门了，老师都在裁员了，学这个专业还有前途吗？”这样的疑虑不仅将导致报考热度下降，更可能引发师范教育生源质量的整体滑落，从而从人才供给的源头动摇整个教育体系的根基。本研究将从宏观结构变革切入，深入探究其对高校教育专业招录乃至毕业生就业所带来的深远挑战。

人口自然负增长下的城乡教育格局

2016年，我们迎来了1786万的新生儿；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902万。更根本的转折发生在2022年：中国人口第一次负增长了。这意味着“人变少”从一个趋势，变成了一个事实。人口出生率从2016年的13.57‰骤降至2023年的6.39‰。

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缓慢上升。这一降一升，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2年首次转为负值：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代表每年需要教育系统服务的潜在生源基数正在绝对减少，未来很多年里中国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将持续承受生源萎缩的压力。

当全国总人口开始负增长时，另一场更剧烈的人口大迁徙也未停止：

乡村正在以每年超过2.5%的速度“瘦身”。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村庄和乡镇，正眼睁睁看着自己未来的学生基础消失。那些曾经书声琅琅的乡村小学，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这份寂寥；

与此同时，城市仍在不断“增重”。虽然速度慢了下来，但每年仍有超过千万级的人口涌入城镇。他们带去的，是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更大渴望和更激烈的竞争；

于是，教育资源的矛盾从未消失，只是换了形式：它从总量上的不够分，变成了地域上的极度不均。一面是城市名校依旧一位难求，另一面是乡村学校一孩难求。

幼儿园如何从“一位难求”到“一孩难求”

每十万人口中在幼儿园孩子的数量，正在以断崖式的速度暴跌——2024年比2023年又少了12.31%。这不是下降，这几乎是蒸发；

紧随其后的，是小学。在勉强支撑了几年后，如果说2021年是初现端倪，那么2024年的小学负增长趋势已确立（-2.19%）。未来，生源的持续减少将成为小学教育面临的新常态；

初中看似正增长的背后，是因为其生源对应2010-2012年的出生人口，尚未被近期下跌波及，但三年后定会面临生源陡降危机；

高中与高等教育阶段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其生源对应2000-2010年出生的庞大人口，当前在校生规模仍处高位甚至扩张。但这只是时间差造成的虚假繁荣。根据人口曲线推算，巨大的下跌冲击波将在未来5-10年内先后抵达高中和大学……

少子化对教育基础规模的冲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展开，并遵循着“乡村 → 镇区 → 城区”的梯度传导路径，最终体现为机构数量与教师规模的系统性收缩。

800万个孩子——相当于整整一座特大城市的儿童人口，在8年间从幼儿园里“消失”了。41% 的暴跌，直接击穿了这个行业的底线。最先倒下的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民办园和乡村幼儿园。市场灵敏度高的民办资本率先做出反应：国内民办园数量占比在十年间下降超过10%。一旦预期扭转、红利见顶，资本便迅速退出，导致这类园所数量快速收缩。

到2023年，收缩已不再是某一类园的困境——所有类型幼儿园的增长率首次全部转为负数，无一幸免。铁饭碗也不铁了。同年，幼儿园老师队伍出现了史上首次大幅度缩减。许多园区甚至来不及挣扎，就已悄无声息地关停；2024年，轮到了小学老师。

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19个省份2023年的生师比相较于2015年有所下降。这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普遍每个小学教师所负担的学生数量在减少。然而生师比上升（教育资源压力增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如新疆、陕西、甘肃），除了显而易见的学龄人口规模变动外，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制度性因素或许是在于教师编制核算周期的滞后性无法适应人口变化的突发性与高速性，最终体现为生师比的攀升和教师负担的加剧[2]。

高校教育学招生：从热门到遇冷，经历了什么？

面对幼儿园的关停潮和小学教师的负增长，最新的招生计划数据显示高校的反应比我们想象得更快。首先，高校已经率先踩下了扩招的刹车。教育学类（即专业代码以0401开头的专业，如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等）和非教育学师范（指不属于0401教育学类，但在招生计划备注中明确标注为师范方向的专业，如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汉语言文学（师范）等）招生计划总数在2023-2024年尝试小幅扩张后，2025年预期转向谨慎，开始主动控制供给端规模。

教育学类专业招生计划连续三年下降；相反，非教育学师范专业在2024年前持续增长，2025年才出现小幅回调。高校判断，未来过剩最严重的将是通识型、低龄段的师资，大幅压缩教育学类招生。而对于学科专业能力更强的中学师资，需求相对坚挺，因此学科师范招生计划在2025年前仍保持扩张。高校正将有限的师范生名额，投向就业前景更明确的细分领域。

从具体专业招生情况看，学前教育招生计划呈断崖式下跌。从2022年到2025年降幅高达30.1%，是所有专业中收缩最为剧烈的，直接体现了出生人口下跌对行业需求的毁灭性冲击。

然而在整体收缩的基调下，多个面向特定需求的专业呈现逆势增长。高校尝试创造新的增长点，培养社会急需的复合型教育人才：

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相关专业普遍增长超20%，孤独症儿童教育更是几乎翻倍；

科学教育专业招生计划大涨超50%；

家庭教育、卫生教育等全新专业从无到有，悄然出现；

传统的“老师”岗位正在缩水，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在爆炸式地细分和增长。

曾经，为了扩招，无数综合性大学、理工学院都开起了教育学院，抢着培养老师。现在，潮水退去，它们正在成为最先撤退的一方。2025年，师范院校的占比比2022年提升4.3％，几乎所有师范专业的招生名额，都在从“非师范类院校”撤出，回流到传统的师范大学和师范院校。对于考生来说意味着将来师范大学的牌子会更值钱，而一所理工大学颁发的教育学学位，竞争力可能会大打折扣。

当普通高校在裁撤师范专业时，9所师范名校中北师大、华东师大也开始缩减它们的教育学类专业招生名额；仅华南师大和湖南师大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招生规模逆势大涨超过40%，意图在行业洗牌期抢占市场份额。

然而，对于众多普通院校而言，越来越多的专业甚至无法通过常规批次完成招生计划，不得不依赖征集志愿来填补空缺。

绝大多数省份的教育学类专业征集志愿占比在过去四年间持续快速攀升。2025年，黑龙江省有23%的教育学类专业需要靠征集志愿才能完成招生。同样的剧情也在云南、山西、广西等地重复上演。

非教育学师范专业的征集占比普遍低于教育学类，且多数省份的数据在波动中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这再次验证了之前的结论：少子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通识类、低龄段师资（教育学类）需求萎缩最快，而学科类师资（非教育学师范）因中学学段冲击滞后等原因，目前仍有一定的需求韧性。因此，其招生情况也相对较好。

教育学类这些专业，录取分数不降反升

视线从招生转到录取情况：统计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教育学相关专业，录取位次都在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的录取门槛的普遍降低，是报考热度下降最直接的证明。下跌重灾区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像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这些曾经的热门专业，录取位次下降的比例高达70%以上。

相反，一些新兴、精准定向的专业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卫生教育、人文教育、家庭教育/孤独症儿童教育，这些专业的位次不降反升，资源正加速向那些与社会紧迫需求（特教、健康、家庭服务）对接的细分领域集中。

若从各层次院校看录取分数稳定性，为统一同一省份在不同年份的分数标准，引入一个指标同位分。2024年位次在2025年一分一段表中的对应分数即为2024年的同位分。

985院校的教育学类专业同位分差100%落在[-10,10]的极小区间内，意味着其2025年录取分数与2024年相比几乎无波动，稳定性极高。即便行业收缩，从顶尖名校毕业仍然具备最强的就业竞争力。绝大多数211和双一流院校的分数也相对保持稳定，仅小幅度的分数下滑。然而普通院校（其他）成为冲击的主要承担者，稳定性明显低于前列院校，更有5.94%的院校分差低于-20分。

尽管985院校整体显示出强大的防御性，其教育学类专业也无法完全隔绝行业寒潮的影响。分数的普遍性小幅下滑，最顶尖的生源在报考时可能产生了犹豫，或将目光投向了其他更具前景的专业，导致录取门槛出现轻微松动。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师范龙头，数据点中下降占主导；华东师范大学则表现更为稳健，多个省份分数持平或小幅上升；中央民族大学分数变化幅度最小……不禁让人思考这场席卷教育的风暴，没有任何地方能绝对安全。不禁让人思考名校的光环，最终能抵挡多久？

教育学类就业率：从领先到落后的趋势性转变

曾经，读教育学意味着就业的保险箱，其就业率常年跑赢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但从2022届开始，教育学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几欲跌至全国平均水平。2022届毕业生恰好是2018年入学，就业阶段正逢小学入学人口开始下降、幼儿园关停潮显现之时。行业收缩的压力穿透校园，直达就业市场，导致教育学类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发生根本性逆转。

最新数据显示，2024届教育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经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86.2%）。教育学类毕业生面临的已不再只是找工作难易的问题，而是行业整体岗位蛋糕正在快速缩小的问题。

从教育学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看，尽管中小学教育仍是绝对主渠道，但其占比在过去五年间整体下降；“幼儿与学前教育”作为前沿阵地也在持续萎缩，吸纳毕业生的能力不断减弱，成为拖累整体就业表现的最弱一环；同时教育行业内部的其他细分领域不仅未能成为吸纳就业的新蓝海，反而同样面临收缩压力。

教育学毕业生不仅工作难找，找到了工资还特别低，职业生涯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打了折，而且这个折扣还会随着时间越变越大。最惨的是幼教老师，2024年，他们的起步工资不仅全国最低，而且居然出现了倒退，比去年还少了100多块。这是所有教育细分领域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就连薪资最高的中小学教育岗位，起步价也比平均水平低了900元；五年经验的教师薪资，正在向零经验的应届生起薪看齐甚至已被其他行业同龄人的平均薪资远远甩开……

这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教师行业稳定增长”的幻想。这不仅是少子化导致岗位减少的结果，更是行业整体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被低估的体现。这将从根本上削弱教育行业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的能力，对教育质量的长期提升构成巨大威胁。

越来越多的教育学毕业生，正在被迫离开他们心仪的教育行业。教育学曾是对口率的优等生，2021届高达8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这一优势持续收窄，在2024届骤降至77%，虽仍高于全国水平，但领先优势已急剧缩小至仅4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低，并被其他学科反超。

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可能和法学、历史的毕业生一起，去竞争一个公务员的岗位；可能和文学、管理的毕业生一起，去面试一家公司的行政职位……

如果我们聚焦于某顶尖师范名校非公费师范生就业流向，似乎毕业生们正在用升学和灵活就业来掩盖真正的就业艰难。

第一块遮羞布叫考研。2023年，超过一半的毕业生选择不去找工作，直接去读研。这不是因为热爱学术，而是因为他们判断，拿着本科文凭根本打不赢这场就业的硬仗；学生们通过读研来推迟就业，以期两三年后行业环境能有所改善，或者凭借更高的学历在届时更残酷的竞争中获取优势。这是对当前教育学本科直接就业前景的普遍看衰；

第二块遮羞布叫灵活就业。在那些直接工作的人里，超过四分之一选择了灵活就业。这个听起来很自由的词，背后可能是兼职、自由职业或不稳定的临时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完全就业”与“不完全就业”的界限，缓解了失业数据的压力；

撕开这两块“布”后，真正的稳定就业率其实并不高，多年以来，真正能签下协议和合同的学生占比仅在六成多徘徊。

未来10年，教育行业会变成什么样？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数据拼在一起，一条清晰、足以改变命运的教育未来图景慢慢浮现。

第一步，可能是取消中考。当孩子越来越少，大学名额都比新生儿多的时候，中考的分流考试就失去了意义。2025年全国政协常委张宽寿建议“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未来5-10年最可能发生的教育巨变，旨在彻底为家长和学生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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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教育资源的“向上迁移”。幼儿园和小学的关闭潮只是开始，而未来的优秀老师会更多地涌向高中和大学，对于长期发展相对更为稳定。对于学生来说，意味着你享受到的好教育，未来会更多集中在你的高中和大学阶段；

第三步，是大学的生死淘汰赛。高中和大学目前仍享有最后的人口红利期，这一切的终点，终将抵达大学门口。公办大学尤其是知名院校，仍能凭借品牌优势吸引生源；而缺乏特色的民办高校，将比公办院校更早地陷入招生难的困境。

当我们复盘日本少子化的历程，会发现其政府反应慢，高校改革更慢，最终许多大学陷入困境。必须打破“普职分流”的隔断墙。让中职学生拥有更畅通的上升通道，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为大学生存开源的生存问题。未来，普职融通将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点，中职生将是大学重要的生源池。最后，政府必须出手，避免无序淘汰。不能任由高校自生自灭。需要通过财政和政策手段，引导高校有序合并、转型甚至退出，避免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震荡[3]。

少子化是一场缓慢到来的海啸。日本已经展示了如果忽视它，后果将会怎样。现在的每一个决策，都决定着十年后哪些大学还能存活……

参考资料：

[1]新华网. (2025-08-30). 日媒：日本少子化进程加速. 取自 <https://www.news.cn/20250830/e23ab40e8c4e4f2c9abbf9a8a82760c7/c.html>

[2]戎乘阳.(2025).少子化趋势下义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研究.新西部,(08),83-87.

[3]阮慷 & 陈武元.(2023).日本高等教育应对少子化挑战的策略及其启示.高等教育研究,44(12),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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