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夜话

Ma'anshan Dialogue

一别经年，时光荏苒，

悠悠九十载，杏林满园春。

曾记否？那些年，

马鞍山上的青春足迹

八角池畔的朗朗书声

老师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同学的温暖笑容犹在眼前

县后街五十号、安吉路二号，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

也是你永远的港湾

母校九十华诞将至

愿你将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

凝练成光影中的惠世故事

纸短情长，期待你的回音

在老地方等你，共绘青春记忆

奇特的缘分

许昭俊

▲毕业照

2021年4月，我圆满完成了在医高专的五年任教任务。回首40年前，1981年5月，我从母校毕业，正式踏上职业生涯的征途。我的职业历程从公社卫生院（乡镇医院）、市医院，逐步迈向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出国后，我在国家级的研究所、大学和医院继续学习与工作。从国内攻读硕士，到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再到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学术和职业的旅程让我不断跨越国界与领域。最终，我重返母校，开启了教学生涯。在学校里，我既是学生，也曾为人师。40年后，当我再次离开校园，为职业生涯画上句号时，感到这段人生旅程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与母校紧紧相连。

1978年的高考，尽管我的成绩达到了录取线，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未能进入大学。之前十届的高中毕业生与我们应届生一同参加高考，竞争异常激烈。那一年，全国有610万考生，而原计划录取仅29.3万人，录取率仅为4.8%。由于高校容量有限，许多达线考生依然未能录取。为应对这一局面，国家随后推出了自费走读的扩招政策，增加了近11万个名额。即便如此，1978年总录取人数也仅有40.2万，录取率仅为6.59%。按如今的标准，我的成绩足以进入985或211高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母校时隔20年恢复了大专教育，开设了晋江地区医科大专班。步入社会后，我逐渐意识到竞争无处不在。考硕士时，2个名额需面对400人的竞争；在美国求职时，更需与全球200多人争夺一个职位。恰逢巴黎奥运会期间，我深感一句名言的深意：“胜者为强，非强者胜。”要成为胜者，唯有付出超常的努力，不断超越自我。

我一直希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因此在报考时选择了医科大专班的医疗专业。后来听招生老师说，因为我的高考语文成绩优秀，他们认为我更适合学习中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书可读已是许多人的梦想。

▲带着学校的旗帜攀登清源山

特别的学生生活：尽管我们是1978年的考生，但由于各方面的延迟，直到1979年5月才正式入学。学校那年共招收了两个西医班，共130人，和一个中医班，共70人，合计200名学生。由于教室不足，我们中医专业的课室是在学校两层红砖教学楼后面，临时搭建的一间梯形教室上课。与现在的全国招生不同，当时的学生主要来自晋江地区（现在的泉州市）。除了安溪、永春、德化等离家较远的学生可以住校，鲤城区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住家走读。我很幸运，家住在学校附近，出后门就是县后街，步行到学校只需不到五分钟。虽然我也曾向往像普通大学生一样住校、吃食堂，远离父母的管束，但在这两年学习期间，我从未在学校住过，也没有在食堂吃过饭。

▲毕业30年集体照

特别的同班同学：10年的高中毕业生积压，因此班里既有像我们这样的应届毕业生，也有比我们年长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同学。他们有来自工厂、农村的劳动者，有的则是退伍军人，甚至有的同学已经成家立业，社会阅历丰富。正因为他们经历了社会的锤炼，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经验，也都特别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在班级的各种活动中，他们总能提出宝贵的建议，展现出出色的组织能力，并以身作则，成为我们的榜样。我十分幸运能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学习，向这些大哥大姐们学习人生智慧。尽管学习任务繁重，但我们班级氛围融洽，经常组织活动，比如带着学校旗帜攀登清源山。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两年的学习时光虽短暂，但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无论如今同学们身处何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每隔10年、20年、25年、30年、36年，我们都会欢聚一堂。我们班级中有长期扎根基层，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学，有投身医药保健行业的企业家，也有在各级医院担任院长，甚至管理泉州市医疗事务的人才。这个团结、奋进的集体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骄傲。

▲毕业证书

特别的毕业证书：我们的学制为两年，之后再进行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因此，虽然我们实际接受了三年的医学教育，但最初的毕业证书上只标注了“学制两年”。为避免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经过协商，毕业证书上加盖了一行蓝字，注明“按省规定再带薪实习一年合格”。在历史上，毕业证书通常都有校长的签名和学校的盖章，而我们的毕业证书却没有校长签名，取而代的是盖了”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卫生局”的钢印和“晋江地区医科大专班”的印章。此外，我们的毕业季也与众不同，不是在7月，而是在5月。更为特别的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我们这一届。

▲硕士研究生答辩

特别的师资力量：学校对时隔20年重启大专教育非常重视。在基础医学课程方面，特意安排了最优秀的老师为我们授课；在临床课程上，更是邀请了泉州市各大医院的知名主任担任教学任务。公共课中的医学日语则由华侨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大堂教授亲自授课。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生理学教师邵蕙瑜老师，她和蔼可亲，教学经验丰富。她曾告诉我们，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虽然无法传授所有知识，但她会尽力教会我们掌握打开图书馆大门的钥匙，通过自学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这一教诲对我影响深远，不仅帮助我在自学考研中受益匪浅，也在我日后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教解剖学的陈雪云老师。陈老师皮肤白皙，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性格文静优雅。她总能将复杂的解剖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每次上完课后，陈老师都会在下一堂课开始前的10分钟，随机抽几位同学到隔壁房间进行上节课内容的小考。奇怪的是，我经常被点到名字，因此对解剖课格外认真，课上全神贯注，课前课后都细致地预习和复习。那时的解剖标本室位于操场旁的一栋小平房， 我经常看到陈老师在课余时间，独自站在标本室旁边的树下制作教学标本。她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深深影响了我，对我后来在教学生涯中的态度和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临床课程由泉州市各大医院的院长及知名主任亲自授课。他们将丰富的临床经验融入教学，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医疗工作。不仅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医学知识，还培养了我们的临床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公共课的医学日语由蔡大堂教授亲自授课。他为人非常严谨，教学态度一丝不苟。尽管从华侨大学到我们学校的路途遥远且路况不佳，蔡老师无论刮风下雨，始终没有缺过一节课。正是因为他的日语课，我才有了后来赴日留学的机会。等我在日本考博士时才发现，日语并非外语考试的选项，博士外语考试需要考的是第一外语的英语和第二外语的德语。蔡老师每次上完课回华大时，常有同学骑自行车陪他一起回去，一方面是为了送老师，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日语，足见当时我们同学求知欲之强烈。

当时我们学习的积极性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实习期间，同一小组中不仅有我们班的学生，还有来自医大的学生。比如，若第二天有病人需要进行腰椎穿刺，带教老师不会直接指定某个学生操作，而是要求每位学生回答有关腰椎穿刺的适应症、禁忌症、术前准备、操作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回答最全面、准确的学生将获得实际操作的机会。为了争取这个宝贵的机会，大家都会提前充分准备，力争在课堂上脱颖而出。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了带教老师的严谨和公平，也展示了我们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对实践机会的渴望。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最基层的卫生院工作。在日常的临床诊疗中，我逐渐意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便决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家住学校附近，我常常利用空闲时间到母校的图书馆学习。尽管我已不再是学校的学生，但图书馆的余老师依然对我十分热情，给予了很多帮助。在工作之余，我自学了中医和西医五年制本科的教材，并将自己对书本中的理解整理成小卡片，随身放在白大衣的口袋里。每当值班或临床工作中没有病人的片刻空闲，我就利用这些时间进行背诵和记忆。凭借这些坚持与努力，我第一次考研就顺利被录取为全国第二届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博士毕业照片

毕业后，我回到泉州，在福建医大附属二院陈骥院长的指导下，开始从事肝胆外科工作，圆了我成为外科医生的梦想。随后，我前往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进修，并考入世界百强大学——大阪大学医学部，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师从日本分子生物学会会长、日本文化勋章获得者松原谦一教授，研究肝癌的分子遗传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受聘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成为日本卫生部直属的六所国家医院之一的国立儿童医院研究员，这家医院被誉为世界最佳医院之一，在日本排名第一，全球儿科医院排名前55位。

工作三年后，我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部进行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我们首次发现了与自然免疫相关的受体家族PGRP，这一研究成果被刊登在在世界顶级期刊《J. Biol. Chem.》上，并荣登封面文章。

▲JCB的封面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部做博士后研究

▲和福建医大陈元仲校长及山梨大学医学部部长在签约仪式合影

▲和母校朱世泽校长

▲偕夫人在校庆80周年与在校的同学老师合影

时隔35年，我辞去了在日本的终身教职，以教师身份回到母校工作。与我们当年就读时的校园相比，现在的母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气派的图书馆和办公大楼，以及两侧闽南风格的红色南北教学楼，小径蜿蜒，亭台石碑，已经足以媲美海外一流大学的校园。基础实验楼内的教学设施更是令人惊叹，可以用“鸟枪换大炮”来形容，与我曾在日本和美国的大学设施不相上下。让我尤为感动的是三层的学校食堂，各类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让我这个长期在海外对中华美食充满渴望的人，每天都感到非常开心，期待着选择不同的摊位品尝美食。

回到母校后，我继续并拓宽了在日本国家课题中承担的研究内容，旨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从零开始筹建了福建省高校唯一的环境医学研究中心，这里配备了泉州市最先进、种类最齐全的研究仪器平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连续三年每日监测校园中的PM2.5浓度，并首次在中国报道了南方地区的花粉浓度和种类。此外，我们还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现了一种新的花粉过敏源蛋白，并获得了中国发明专利。

▲和来访的日本山梨大学医学部齐藤教授的合影

▲发明专利

在海外执教时，我常与学生深入交流。回到母校后，某天课后，一位学生面带忧虑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向我坦言心中的困惑：他喜爱一位女生，却未能获得她的青睐，深感沮丧。我为当下年轻人能自由恋爱、表达自我而感慨，同时也回想往昔，那时男女交往多受束缚。尽管我的恋爱经历有限，但我愿意分享我的过往，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些力量。我告诉他，我首次尝试恋爱是在毕业工作三年后，那时心仪一位女同学，但初次接触便以失败告终。我选择了将精力投入到学业和自我提升中。直至博士毕业前，我才迎来了第二段恋情，并与异国伴侣终成眷属。我期望他能理解，成长的道路上，挫折与痛苦在所难免，不应因一次挫败而自我怀疑或丧失信心。当下的痛苦或许只是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未来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我深感母校之恩，是母校让我认识到知识的无穷，我时常思考，若仅本科毕业，我是否会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同时，我也感激在母校结识的同学以及那段失败的恋情，它们促使我不断自我提升。我常对年轻的师生们说，要勇往直前，追寻内心真正的热爱。即便前路艰辛，也不应放弃。只要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够接近目标。若最终未能如愿，那只是提醒我们，还需更加努力。

▲与学校党委书记李伯群合影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经济与社会的繁荣无疑为学校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在这变迁中，我愈发怀念那些如邵蕙瑜老师般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纯粹身影。当然，我也理解，学校的发展与进步是其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必然之路，正如社会从3G迈向5G的飞越，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心目中的成功大学，不仅要有令人赞叹的校园环境，还需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并具备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独特魅力。在此，我想向母校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感谢母校赋予我的成长与启迪。与此同时，我也真诚期待母校在发展的浪潮中，不忘初心，坚守教育之本，继续砥砺前行， 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同学陈丽娜和金镛提供了珍贵的照片。

作者简介

许昭俊：81届中医大专班毕业生，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指导老师，桐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医科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分子生物学会会员。主持承担指导参与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课题，日本国家课题和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近20余项。获得科研经费和项目经费达1500万。研究成果被SCI期刊引用达1000多次，特别是被《Nature》,《Science》和《Cell》等杂志引用高达数十次。获得美国发明专利3项，中国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各1项。